黃琪翔（中）兄弟及其黃奎翔（右）、黃奕翔（左）均出生在新加坡，圖為他們青少年時親兄弟三人在新加坡的合影。后來，黃琪翔回國，成為愛國的將領，黃奎翔、黃奕翔則分別在馬來西亞、印尼經商。
黃琪翔，字御行，廣東省梅縣水車墟茶山鄉人，1898年9月2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十七日)出生於—個農民家庭，父親黃富霖，因家貧遠渡南洋謀生，母親劉桂伍居鄉務農。黃琪翔早年胸懷壯志，勤學苦讀，經廣東陸軍小學、武昌第二預備學校，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因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響，不滿於北洋政府的黑暗統治，1922年回廣東投身革命，在東征、南征諸役中屢建戰功。北伐戰爭時期，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十二師二十六團團長，率部從海南島趕赴湖南平江，與葉挺的獨立團并肩作戰，主攻據高固守之敵，為北戊軍首次報捷。汀泅橋之役，是北伐進軍中的關鍵一戰，在敵人援軍即將趕到的緊急時刻，黃琪翔向總政冶部主任兼前敵總指揮鄧演達和師長張發奎請戰，由他率三十六團為前鋒，黑夜從汀泗橋右側約五十里處渡河，迂回敵後突擊，一舉占領敵區制高點，并擴展到汀泗橋北面陣地。師長張發奎率葉挺獨立團和三十五團從矯南向守敵發起猛攻，八時前占領汀泗橋，并於午前進占咸寧縣城。隨後，黃琪翔率部與十二師所屬各團乘勝前進，勇奪賀勝橋，直搗武漢。攻克武昌之后，黃琪翔奉命率部向江西進軍，在馬回嶺一役，他驍勇善戰，擊潰孫傅芳主力，與各軍協力占領南潯綫，克復南昌、九江等城，被譽為常勝將軍，以戰功卓著升為第十二師師長。據郭沫若回憶，當年黃琪翔是一位年青軍官，在軍中有很好的聲譽。北伐戰爭第一階段，黃琪翔輿葉挺并肩戰斗，親密合作，戰績顯赫，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嬴得了“鐵軍”的稱號，譜寫了國共合作的光輝篇章。1927年4月，黃琪翔晉升為第四軍軍長，時年二十九歲。同年第二次北伐，黃琪翔率部進軍河南，在臨穎決戰，擊敗奉軍主力,進占開封、鄭州．為北伐戰爭再立新功。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黃琪翔不忍“同室操戈”，於1928年東渡日本學習和考察。同年7月，中日關系緊張，他從日本到達德國，在柏林與宋慶齡、鄧演達、葉挺相會，過從甚密。受到他們的影響，黃琪翔贊成鄧演達的政冶主張，并參與商建新的政黨，繼承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復興中國革命。1929年隨宋慶齡以秘書名義回國，參加孫中山先生的奉安典禮，其后寓居上海。1930年鄧演達回國，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干部會議，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民主黨的前身)，黃琪翔出席會議，當選為中央干部會干事，任軍事委員會主任委員，積極從事反蔣的軍事活動。1931年夏季，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準備武裝起義，派黃琪翔赴粵開展軍事活動，深得鄧演達的信賴。鄧多次給他去信說：“軍隊工作應加緊，你應指導他們工作”，等等。8月間鄧演達不幸被捕，倒蔣起義功虧一簣，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遭到嚴重破壞。值此艱危之際，黃琪翔被公推主持黨務，他同季方、朱蘊山、章伯鈞等為營救鄧演達和恢復組織傾注了全力。“九·一八”事變爆發，黃琪翔對南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義憤填膺，由他主持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提出了“倒蔣抗日”的政冶口號和行動綱領，于1932年組織義勇團和後援隊，積極支持十九路軍“一．二八”淞邑抗戰。1933年夏初，極力支持馮玉祥組織的“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組織了北平的一批黨員到張家口參加抗日戰爭。同年秋，黃琪翔率領黨內大批干部到達福建，參輿發動福建事變，并提出了“聯共”的建議。11月20日在福州召開的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上，黃琪翔任大會主席團執行主席，大聲疾呼“外侮日亟，國土日蹙，非抗日無以救國”的主張。福建人民政府成立，黃琪翔當選為政府委員，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參謀團主任。為抵御國民黨的重兵圍剿，他常辛苦跋涉，不避艱險，親臨前線各地視察指揮。福州告急時，他和蔡廷鍇是最後離開幅州的。
福建事變失敗後，黃琪翔重赴德國，在柏林參加“中國留德學生抗日聯合會”，堅持反蔣抗日的愛國救亡活動，因而遭到柏林警察當局的拘捕。1935年，他熱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力主聯共抗日，認為“共產黨是斗爭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須與紅軍取得聯系”。同年11月，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九龍召開第二次全國干部會議，易黨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推選黃琪翔為總書記。
1936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逼蔣抗日的指示》以后，進一步激發了全國要求抗日救亡的高潮。10月間，黃琪翔在柏林接到國民政府大使館轉來陳誠召他回國的電報。他鑒於國內政治局勢已有轉機，決心回國參加抗日。他回到香港，與黨內的負責人章伯鈞、彭澤民、彭澤湘、丘哲、郭冠杰等相聚，就時局問題交換了意見。他說，“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實行民主團結，推動聯合抗戰。”他又說，“我是一個軍人，在民族危亡時刻，抗日救亡，責無旁貸，應當運用一切可能機會，積極參加民族解放戰爭。”
1937年“八·一三”事變，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帷幕。在這個戰役中，黃琪翔先後任第八集團軍副總司令、總司令，率部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三個月之久。是年8月，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為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在南京同國民黨代表繼續談判，黃琪翔同他們常相過從，由衷贊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并表示“愿盡到自己的責任”，有一次周恩來、朱德、葉劍英來訪，黃琪翔熱情地設家宴招待，并邀請國民黨要員張群作陪，飯後還在庭院合影留念，為國共兩黨的談判添加了和諧的氣氛。1938年初，黃琪翔參與徐州會戰作戰方案的擬訂，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特托他邀請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和參謀長葉劍英到蛇山下熊廷弼路私邸，就對敵作戰問題掬誠會商，周恩來提出徐州會戰應采取陣地戰、運動戰和游擊戰緊密結合的作戰方針。隨後，白崇禧前往徐州協助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作戰時，就執行了周恩來提出的作戰方針，取得了血戰臺兒莊的輝煌勝利。1938年上半年，黃琪翔和周恩來同時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他們彼此坦誠相處，親密合作，擴大了團結抗日的影響。后來黃琪翔常回憶說：“這是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但在當時，他卻為當局所不容，8月間被調離政冶部，任軍訓部次長閑職。1939年秋，日寇在湖北境內發動進攻，因軍事上的需要，黃琪翔出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參加了著名的棗宜會戰，激戰七晝夜，敵軍一無所獲，黃琪翔獲得華胄榮譽獎章。隨後，他率部參加襄東阻擊戰役，制止日軍越漢水的企圖，雙清激戰，消滅渡水敵軍過半，大獲全勝。黃琪翔奉電記大功一次。1941年冬，黃琪翔改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在那戎馬倥傯、艱苦抗戰的歲月里，他以司令部為家，延攬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土在身邊工作，為團結抗日作出了貢獻。他的司令部駐湖北恩施時，適葉挺詖國民黨當局拘禁於此，黃琪翔以友情為重，不避嫌疑，常親往探視，并給予生活上的種種關照。他對葉挺不獨是鄉情舊誼，尤欽佩其高風亮節。后來他在紀念葉挺的詞作中曾寫道：“時花異草知何在，紅葉長留天地間。”1943年冬，英、美、中 成立對日作戰同盟軍，中國相應地組成遠征軍，與盟軍同攻侵緬，日軍，黃琪翔調任遠征軍副司令長官，指揮滇西遠征軍作戰。他在盟軍中顯示出了杰出的指揮才能，為打通被封鎖達三年之久的中印公路，結束我國被圍困的局面，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八年抗戰中，黃琪翔轉戰東南，幾次指揮大兵團作戰，打出了中華民族的威風。他待人接物，卻溫文爾雅，平易近人，有軍人政冶家之稱。他同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領導人有深厚的友誼，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後，黃琪翔堅決反對內戰，主張和平建國。當他識破國民黨正準備內戰時，曾公開表示“從此退伍，絕不參加內戰。”以后見國內和平無望，他作為一個愛國的現役軍人，為回避內戰，請求出任中國駐德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於1947年6月離國赴德。到任之後，他認真考察并分析國際國內形勢，認識到民主力量必勝，反內戰之心更為堅決。1948年秋，他奉召回國述職，途經巴黎時獲悉國民黨當局巳決意向內戰的死胡同鉆到底，幻想憑長江天險茍延時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尋找出路。迄回到南京，他一再向蔣介石力陳已見，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國內問題決非戰爭所能解決。由於他的意見正輿蔣相悖，最後蔣惱怒地對他說：“你不要再到德國去了！”此時，適傅作義到南京參加軍事會議，有機會同黃琪翔會晤，黃趁機密勤傅
說：“此次內戰毫無意義，違反大勢，喪失民心。目前敗局已成，即拼死掙扎，也祗能是延長戰禍，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中。在此關鍵時刻，正是有志者當機立斷，對國家民族作出貢獻的時候。”也就是值此中國人民決定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黃琪翔毅然出走，化裝潛往香港，公開宣布同國民黨政府徹底決裂，并連續發表文章和談話，積極參輿全國的愛國民主活動。1949年8月，黃琪翔應中共中央邀請從香港來到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為民主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黃琪翔先后擔任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司法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等要職。他是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又是中國農工民主黨秘書長、副主席。他是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也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為人豪夾坦率，表里一致，剛正不阿，樂于助人。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大陸經歷了艱難的歲月，黃琪翔遭到過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他從沒有動搖對真理的追求和對祖國必有光明前途的信念，從沒有淡漠對曾長期合作共事的周恩來、葉劍英、鄧穎超等的尊敬。
黃琪翔是一位著名的愛國將領。他曾長期指揮國民革命軍為反帝反封建而戰，并建有卓著的功勛。他一生冀求祖國成為統一、富強、文明的國家。他對臺灣和海外的諸多親友故舊總是縈系在心，一直思念不已，盼望能有聚首敘舊之日。遺憾的是，他沒有看到祖國的偉大變革便于1970年12月10日在北京因病去世，終年七十二歲。 (文/郭秀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