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樹人
鄧演達，字擇生，曾化名策成、仲干。1895年（清光緒二十年）3月1日生于廣東省惠陽縣永湖村鹿頸村。先世務農，
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中山在華南沿海一帶發動了6次武裝起義，尤其是1907年的惠州七女湖起義，使鄧演達在青少年時代受到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思想的啟蒙。1905年，他隨父到淡水讀書。淡水鄰近香港，文化較發達，傳播新思想的書刊如《民報》等都能看到。廣泛流傳的孫中山神話般的傳說，使鄧演達無限景仰。隨著年齡的增長，鄧演達追隨孫中山革命的愿望日益強烈，他立志做一名軍人，學習軍事以報效國家和民族
1909年，鄧演達14歲時，考入廣東陸軍小學。這所學校雖為清政府設立，但中國同盟會已滲入其中，學堂堂長鄧鏗、監督趙聲，都是從事秘密活動的同盟會會員。在學期間，鄧演達不僅軍事成績優秀，還擅長詩詞歌賦，其聰穎勤奮，為師友所推崇，得到鄧鏗的賞識，被吸收為同盟會會員。當時，全校僅有同盟會會員20余人。同盟會要求會員工作勤勞，生活自重，行為勇敢，待人熱情，盡多爭取志同道合的朋友，反對驕奢淫逸，言行卑鄙，鄧演達均堪稱楷模。盟員們經常傳閱秘密書刊 一起或談論國家大事，或慷慨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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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鄧演達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后派赴西北邊防任排長時留影。 |
1913年，鄧演達從廣東陸軍速成學校畢業。適逢孫中山發動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他精神振奮，立即參加了由鄧鏗策劃，以林震為總監的北伐軍兵站總監部衛隊營，任第三連連長，積極投入北伐的準備工作。由于炮兵叛變，反袁北伐軍未及行動而告解散。各地反袁起義亦接連失利，不到兩個月，“二次革命”，就以失敗而告終。
通過廣州起義、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使鄧演達認識到沒有強大的革命軍隊是革命屢屢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決心繼續在軍事上深造，俾學有所成，為國效力。1914年，他進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1916年冬畢業，以優等生資格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攻讀工兵科，同時還致力于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的研究，并學習德文。1919年2月，24歲的鄧演達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
10年中，通過中國同盟會的精心培養，4所軍事學校的系統學習和3次武裝起義的實際鍛練，年輕的鄧演達，在革命理論、軍事理論、革命品格、道德情操、知識結構、文化素養、實踐經驗等方面都打下了堅實基礎，為后來成為中國杰出的民主革命家作了充分準備。
追隨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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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鄧演達（左三露半邊臉者）隨孫中山（右二）參加高伐羅夫將軍殯禮。左一為程潛，前背立為吳鐵城，前右三為廖仲愷。 |
鄧演達上任后，充分發揮憲兵職能，大力整頓，一時軍紀嚴明，社會秩序良好，博得群眾好評。同年10月，經過3個月苦戰，粵軍終于消滅了桂系軍閥陸榮廷在廣東的勢力，打回廣州，使廣東成為國民革命的根據地。孫中山為使粵軍成為真正的革命武裝，特派參謀長鄧鏗創建粵軍第一師（兼任師長），為其他部隊作示范。鄧演達任師部少校編練參謀兼軍管教育班主任，分批輪訓下級軍官，還兼任過步兵獨立營營長、工兵營長。部隊凡經過他嚴格訓練的，均能起到模范作用。
鄧演達在第一師的職位并不算高，可是他為官兵所擁戴，也深得鄧鏗的信任。因此，無形中成為第一師的核心人物，與鄧鏗同心協力建設第一師，使它漸具革命軍隊的素質，后來成長為在北伐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鐵軍”——四軍，為中國革命培育出不少杰出將領，如葉挺、葉劍英、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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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粵軍第一師工兵營營長的鄧演達。 |
黃埔育才
1924年，國共合作。鄧演達衷心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革命三民主義，積極協助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是軍校7個籌委之一。孫中山擬委任他擔任教練部主任，他謙虛地推薦李濟深擔任正職，自己甘居其副，并兼學生總隊隊長，后升任教育長。他尊重蘇聯顧問，與共產黨人周恩來、聶榮臻、葉劍英等密切合作，知人善任，廣泛吸收德才兼備的人才。他辦事認真，雷厲風行，為人師表，住在校內與學生朝夕相處，打成一片。每次野外演習，必親自參加并進行講評。清晨與學生一起出操，繞長洲島跑步約20華里，每周還對學生做一次國內外形勢報告，講解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進行愛國主義和紀律教育，反對封建主義，抨擊舊軍隊的腐化，宣傳重視農民力量和解決土地問題。他常對學生說，黃埔是培養革命軍人的地方，不是制造軍閥的地方，這里不容有軍閥作風。要求學生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愛國家、愛百姓、不愛錢、不怕死、負責任、守紀律、精誠、團結、友愛，做一個合格的革命軍人。他愛贈分明，語言生動，能深深打動學生。他嚴于律己，處處以身作則，開會無論時間多長，天氣多熱，都坐得筆直，精神抖擻。他軍容威武，昂首挺胸，腳步堅定有力。他的高尚品德，淵博學識，英武從容的風度，龍馬不羈的精神，贏得了學生的尊敬和愛戴，有些學生甚至把鄧演達的舉止當作規范來模仿，被稱為“鄧演達式”的學生。
鄧演達在軍校的盛名和對國民黨右派的批評，引起蔣介石的猜忌，指使其黨羽王柏齡對他監視，造謠有人排斥校長，誣稱鄧演達和惲代英、張治中、高語罕為“黃埔四兇”，千方百計排擠鄧演達。
他以革命大局為重，為了避免矛盾激化，1925年春忍痛辭去教育長職務，赴德留學。當時共產黨人朱德、孫炳文、高語罕等都在德國，他們經常在一起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
鑒于孫中山的病逝，廖仲愷的被刺，國民黨右派的囂張，鄧演達感到“黨內形勢日非，革命前途危險”，便于1925年冬取道莫斯科回國，為捍衛三大政策，與右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鄧演達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月被委任為黃埔軍校改組籌備委員，隨即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1926年3月由黃埔軍校改組而成，但仍通稱為黃埔軍校）教育長。
他以驚人的魄力，重振當年黃埔的革命精神；依靠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與右翼勢力周旋。他遇事或向蔣介石直陳，或婉言相勸，又團結、又斗爭，希望蔣能幡然悔悟。但蔣介石一意孤行，1926年3月，策劃了“中山艦事件”，公然誣蔑奉命令到黃埔港待命的中山艦是陰謀暴動，逮捕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并拘留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和第一軍中以周恩來為首的全體共產黨員，破壞國共合作。
鄧演達挺身而出，與蔣斗爭。為此遭到軟禁，蔣又以明升暗降的辦法，改任他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黨代表、政治部主任兼湖州軍分校教育長，將他調離黃埔軍校。
北伐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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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鄧演達（右）和蘇聯顧問鐵羅尼在北伐途中合影。 |
拿下武昌后，武漢三鎮成了當時的政治中心。鄧演達和徐謙等人在武漢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機關職權。在主持武漢工作期間，做了幾件有歷史意義的大事：第一，收回英租界，一雪百年之恥。他為了長中國人民志氣，不顧中國武裝不準進入租界的禁令，坐上一輛汽車，兩邊踏板上各站兩名荷槍實彈的衛兵，威武無比在英、法、日租界繞了一圈。這種閃電般的革命行，極大地鼓舞了民心和士氣，給帝國主義的反動氣焰以沉重打擊。當英帝國主義干涉武漢人民慶祝北伐勝利的活動，并打死1名海員時，武漢10萬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并一舉收回英租界。不久，九江也收回英租界。
第二，支持農民運動。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兩湘農民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下迅猛發展。鄧演達十分重視和支持農民運動：以黨中央農民委員會名義發表《對農民問題宣言》；擔任農民部部長；與毛澤東、譚平山等人成立土地委員會；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自兼所長，邀毛澤東為副所長。在湖北省農民代表大會上，旗幟鮮明地宣講農民運動的重要意義駁斥“糟得很”、“痞子運動”等攻擊農民運動的論調。毛澤東同志盛贊鄧演達在農民運動方面同他的合作。
第三，反對蔣介石獨裁。1926年11月，國民黨中央決定遷都武漢。1927年1月1日，國民政府在武漢開始辦公。蔣介石竟要求遷都到他便于控制的南昌，并扣留經過南昌的中央委員。鄧演達和吳玉章等外品人組成行動委員會與之進行堅決斗爭。當蔣介石到武漢來活動遷都南昌之事時，他發起30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對其質詢。鄧演達對蔣進行長時間的談話，曉以革命大義，但蔣聽不進去。當鄧演達去南昌時，蔣介石制造年關“兵變”，鄧險遭暗算。
鄧演達對革命的貢獻得到公認，是當時武漢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之一。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經鄧與徐謙、宋慶齡等的共同努力，免去了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選他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成員、中央農民部部長，并任命為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
力挽狂瀾
1927年，蔣介石撕下革命偽裝，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鄧演達堅決反對蔣的叛變行徑，并極力主張東征討蔣。蔣介石對他極為忌恨，在屠殺共產黨的同時，下令通緝鄧演達，并封閉上海總政治部分部。
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強烈要求下，國民黨中央和武漢革命政府發表了《討蔣通電》，罷免其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等一切職務，并下令將其逮捕歸案，按反革命懲治。但東征討蔣的主張未被采納，國民政府決定進行第二次北伐。鄧演達率政治部向河南進軍，在烽火連天的戰斗中，與士兵同生活同戰斗，深受官兵的愛戴，曾親自參加作戰指揮。在短短15天中，把奉系軍閥趕至黃河以北，并占領鄭州，實現了與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會師中原的計劃。但勝利中預伏著噩兆。鄭州會議上，汪精衛主張“分共”，馮玉祥傾向寧漢合作，鄧演達雖堅決反對，但孤掌難鳴，于是隨武漢北伐軍撤回武漢。
不久，蔣介石和汪精衛合流，武漢“清黨”反共迫在眉睫面對危急的革命形勢，鄧演達不顧“做了共產黨的工具”的指責，為維護國共合作和工農群眾運動，為挽救革命做最后努力他毅然把儲藏在總政治部的200多支槍交給湖南農民運動領袖郭亮；兩次登門勸說汪精衛不要與蔣介石合流；多次找張發奎做工作，爭取把第四軍和第十一軍這支革命武裝保存下來；與國民黨左派人士和共產黨研究應變措施，力挽狂瀾。在紛繁復雜的政治斗爭中，他的努力雖然均無成效，但充分表現了革命家的堅定立場和清醒頭腦，無愧于武漢革命政府的領導核心和中流砥柱。
6月9日，何鍵發出反共“清黨”訓令，鄧感到革命已無可挽回地失敗了。30日，寫了《告別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們》的告別信，譴責蔣介石、汪精衛背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屠殺工農群眾，屠殺忠實黨員”的罪行，說明自己的辭職是“希望我們黨的領袖們的反時。并且“一面準備著爭斗，一面準備著如果我們的中央確固了革命綱領”，“立刻回來工作”，當7月15日汪精衛舉起屠刀向革命者猛撲過來的時刻，他懷著沉痛的心情，化裝成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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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鄧演達、宋慶齡于8月間先后到達莫斯科。圖為鄧演達（右）同宋慶齡（中）、王人達（前坐）、鮑羅廷(左)等在蘇聯高加索合影。 |
經榆林、包頭，穿沙漠，越西伯利亞，于10月15日到達莫斯科。
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發動“八一”南昌起義。鄧演達與宋慶齡未參加，但仍被列入由周恩來等25人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委員名單中，并被推選為革命委員會7人主席團成員。
探索新路
為了堅持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1927年5、6月間，鄧演達與吳玉章，宋慶齡、彭澤民、陳友仁等曾擬拋開汪精衛，以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為基礎，組織革命行動委員會，繼續領導國民革命。但由于時局急劇惡化，未能實現。鄧演達到達莫斯科后，受到共產黨國際的熱情接待，11月他與已在那里的宋慶齡、陳友仁等商量，決定成立一個臨時性的革命領導機關——臨時行動委員會，其任務是：宣告國民黨中央的罪惡，終止其職權；籌備召集各市代表大會，選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籌備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以解決一切革命問題。由鄧演達起草的《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3人署名，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發表。
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情況下，《莫斯科宣言》對提高人們對蔣介石反動政權本質的認識，促進國民黨左派的團結，推動反蔣斗爭起了積極作用。
由于鄧演達的思想主張與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方針不盡一致，他便于12月離開莫斯科到德國柏林，尋求中國革命問題的答案。到柏林后，他用20個月博覽群書，學習革命理論，研究經濟學、各國政治制度、哲學和歷史等。為學習各國革命經驗，他十分重視實地考察，曾到過英、法、意、瑞士、保加利亞、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國。他在國外的生活十分艱苦，常常帶著幾個面包在圖書館研讀。
在國內革命同志的一再敦促下，鄧演達決定回國開展革命活動。1930年5月，踏上歸途的前夕，他對宋慶齡說：“我們的斗爭將是長期、尖銳而且又是殘酷的，因為我過去毫不猶豫地向著腐惡斗爭，譬如頑固的封建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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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鄧演達回國組黨是時攝于上海。 |
鄧演達回國以后，主動找到中國共產黨，希望建立反蔣聯合戰線。由于當時“左”傾錯誤在共產黨內占統治地位，對他采取了“關門主義”，不予理睬。他便獨樹一幟，組建新黨為此進行了緊張活動，晝伏夜出，聯絡同志，交換意見。經過3個月的工作,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租界召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立大會。到會的有十幾個省區的代表30多人，選出中央領導機構——部會，鄧演達被選為總干事，通過了行動綱領《我們的政治主張》。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企圖在國共兩黨之外形成第三種勢力，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人們稱之為第三黨。這個組織于1935年改名為中華民族行動委員會，1947年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
鄧演達堅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把斗爭的矛頭始終指向南京蔣介石集團，為復興中國革命，領導全體黨員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他創辦《革命行動》半月刊，親自主編并撰稿，還具體指導《革命行動日報》的編輯出版工作；通過報刊宣傳臨時行動委員會的政治主張，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這些刊物旗幟鮮明，內容新穎，文字犀利，切中時弊，扣人心弦，頗受歡迎。日報由創刊時發行500份猛增至上萬份。連國民黨政府立法院和監察院里也有不少人看。有的人甚至不惜出高價也要弄到一份。鄧演達從回國至被捕前的15個月中，發表的論文和起草的文件宣言有20多篇，近20萬字。
在大力開展宣傳工作的同時，鄧演達還積極發展組織。在短短半年時間里，就在14個省市成立了地方組織。他對黨員有嚴格要求：政治上要忠實黨的綱領；行動上要作革命群眾先鋒；生活上要和農工平民大眾不相懸殊。他以身作則，回到上海就脫去西裝，穿上布袍，所得公私饋贈，全部拿出來作活動經費和接濟貧困的同志。
鄧演達特別重視軍事工作，強調“軍事第一”，把武裝斗爭看作是奪取政權的根本手段。他主張一方面建立平民群眾的軍隊，一方面瓦解和爭取蔣介石的軍隊。鄧演達利用他在黃埔學生中的影響，建立“黃埔革命同學會”，會員達數千人，遍布全國。還利用其與國民黨軍隊的歷史關系和嫡系與非嫡系的矛盾，在國民黨軍隊中進行聯絡和策反工作，爭取了不少人，嚴重地動搖了蔣介石統治的軍事基矗1931年上半年，臨時行動委員會已有相當的力量和影響，反蔣各派勢力都躍躍欲試，馮玉祥、楊虎城等均派人秘密與鄧演達聯系，希望他率先發難。為此，委員會進行了專門討論，制定了以江西為中心，武漢、陜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省所有建立聯系的軍隊一齊響應的武裝起義計劃，以推翻蔣介石的統治。
喋血鐘山
鄧演達的革命活動使蔣介石十分畏懼和仇恨，從他回國之日起，蔣就以30萬元懸賞緝捕。他在險惡的環境中不顧個人安危，堅持革命斗爭。他說“個人生死不足道，中國革命必須及早恢復”，“準備被捕殺是革命者應有的覺悟，尤其是我們應該充分的準備著，準備那最后的一剎那……”為了準備武裝起義，專門辦了干部訓練班。1931年8月17日，干部訓練班結業，他即將赴陳誠十八路軍駐地指揮起義前夕，到結業式上講國內外形勢，為叛徒陳敬齋告密。淞滬警備司令部伙同租界巡捕房中兩名暗探沖進課堂，鄧演達面無懼色，正氣凜然地說：“我是鄧演達，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牽涉到他們，要抓就抓我一個人！”同時被捕的有12人。當然，黃埔革命同學會、行動委員會的一些人也相繼被捕。鄧被捕后，蔣介石曾不斷派人對他進行勸降，均被其嚴詞拒絕，革命意志極為堅強。
8月18日，上海高等法院會同租界代表對鄧演達等進行審訊。他鐵骨錚錚，慷慨陳詞：“我不是共產黨，但是我要革命！蔣介石背叛三民主義，投降帝國主義，我們要恢復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民主義，實行耕者有其田，建立農工平民政權……”審判者驚慌失措，匆促閉庭。他被關在單間牢房中，有個看守愿冒死竊取鑰匙，打開牢門，與他同逃。他婉言謝絕說，我與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負責。我萬一逃脫，蔣介石必殺大家以泄憤。蔣介石急將他押解南京，押送隊隊長建議他半路逃跑，又被謝絕。到南京后，他被關押在軍政部軍法司的“優待室”里，經常通過看守與難友通訊，分析形勢，鼓舞斗志。
鄧演達被捕后，多方營救，均無成效。黃埔學生、行動委員會成員許沆圃向主持營救工作的朱蘊山提出，利用他排里的親信衛兵每星期日晚上值班監護的機會營救，但先要籌措5萬元把10名衛兵的眷屬移往上海才可動手。朱蘊山等籌了款，在南京臨河的水西門租好房間，包好船，備好換裝之衣物，計劃在附近電影院夜間散場時動手，以便他們能混雜在人群里，乘船逃離南京，轉上海出走香港。正當準備行動時，蔣介石把鄧演達移解至富山炮臺廢址內，原計劃落了空。黃埔學生、南京教導總隊的鄧克敏也曾組織武裝營救，但也失敗了。
蔣介石對鄧演達軟硬兼施，多次派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等和何應欽去看望他，勸他解散組織，放棄主張，許以中央黨部秘書長或總參謀長等高官厚祿，或由蔣介石任總司令，鄧任副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均為所拒。“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親自出馬與鄧演達談話。當蔣問到對“九一八”事變有何感想時，鄧演達橫眉冷對地說：還不是你連年內戰造成的！正如宋慶齡所說：“地位、權勢和財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獲得，但他卻輕蔑地以之不屑一顧。”
11月下旬，在兩廣軍閥逼迫下，蔣介石被迫下野。他為掃除重新上臺的障礙，又派人向鄧演達提釋放條件：蔣下野期間，不再寫反蔣文章。鄧演達斷然拒絕：“我寫反蔣文章，不是我鄧演達要寫，是中國人民要我寫。”至此，蔣介石考慮下野后兩廣及其他派系均不可怕，只有鄧演達深孚眾望，能分散黃埔力量，動搖其統治根基，是他卷土重來的真正障礙。因此決心在下野前夕殺害他。1931年11月29日夜，蔣派其衛隊長王世和帶領幾名衛士秘密將鄧演達押至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半路詭稱汽車拋錨，要他下車。鄧剛走出車門，槍聲突起，一代英豪，慘遭殺害。“碧血飛花，荒野埋骨”，鄧演達終年僅36歲。
鄧演達被害的消息于12月初透露出來，宋慶齡從上海趕至南京質詢蔣介石才得到證實。宋慶齡當即勃然大怒，把茶幾掀翻。蔣介石窘迫地躲上了樓，急忙偽造了軍政部軍法司特別會審鄧演達的“判決書”，妄加罪名，宣布死刑，以掩人耳目。
宋慶齡回到上海，發表了《宋慶齡宣言》（《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痛斥蔣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動之實”，“艱苦卓絕、忠勇奮發之鄧演達，終遭慘殺，即其一例”。鄧演達殉難的消息，使臨時行動委員會和黃埔革命同學會成員義憤填膺，無不涕泣，他們不畏嚴重白色恐怖，不顧個人安危，走上街頭，散發《宋慶齡宣言》，刷寫“打倒蔣介石”、“鄧演達先生精神不死”、“堅決為鄧演達先生報仇”等標語。北平的黨員把“打倒蔣介石，還我鄧演達”的標語貼到北平衛戍司令部。連蔣介石營壘的一些人也表同情，一個姓吳的看守營長，輾轉送出鄧演達的遺物。
經多方查找，才在沙子崗荒野上找到被特務草草掩埋的鄧之遺體，由陳銘樞在遇難處附近的小營崗修墳樹碑，上書“故友鄧擇生先生之墓”。全國解放后，人民政府判陳敬齋死刑。1957年將烈士遺骸遷葬于中山陵左側，與廖仲愷墓左右并立；重修陵墓，樹立何香凝題寫的“鄧演達烈士之墓”的石碑，并在碑后鐫刻烈士生平。
鄧演達是中國民主革命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大革命失敗后第一個明確地提出了激進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他不受傳統思想的束縛，不拘泥于現成結論，追求真理，獨立思考，思想深邃，勇于探索，表現了超人的大智大勇。在黑云壓城，一些人陷于消沉的時候，他的戰斗綱領，他的堅毅勇敢，激勵著被挫折而分散的同志繼續奮斗。他的政治主張，與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有一致之處，他的革命活動與中國共產黨的斗爭相互呼應。他的英勇獻身精神，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稱頌，他的偉大功績永遠是中國革命史冊上光輝的一頁。正如許德珩在他殉難50周年時題寫的對聯所說：“堅貞不屈，獻身民主。碧血丹心，照耀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