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清华十三年

2020-11-28 作者 : 陈夏红 阅读 :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刘冰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5月版,34.00元。

 
  ■新书过眼录
 
  陈夏红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北京
 
  刘冰自1956年调任中共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在这本他在1996年前后写成的回忆录《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中,他的叙述是从1964年开始的。读者诸君势必知道,1956年到1964年期间在中国当代史上,首当其冲就是1957年春夏之交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从1964年开始,高教领域风起云涌,刘冰个人的命运也开始波谲云诡,一波三折,不断地失去他的根据地:领导岗位、工作职位乃至个人自由。还好在刘冰心目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没有失去,那就是他的党籍。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刘冰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接受“帮助”回来后跟妻子私语,“是啊,现在已经到头了,没地方说理。……现在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只要活着,过几年再说。……我怕开除党籍,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长期的革命历练使得刘冰确信,留得党籍在,不怕没天理,其他都置之度外了。
 
  笔者之所以认为刘冰“当局者不迷”,在于刘冰在整个“文革”期间,固然没有完全卑躬屈膝向当权者投降,但总能够适时地放弃立场,通过认罪、检查乃至揭发其他同事的方式,来换取当权者对他的法外开恩,率先在被打倒的领导层中被解放乃至崛起。这恐怕也是他聪明而务实的一种表现。尽管通过取得最高当局的支持,在当时是一种最好的自我保护乃至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方式,但在今天看来,则使得我对刘冰的同情心大大降低。
 
  我们总喜欢问“你为什么不忏悔”,在现实中,如果谁为其表现自我批评几句,那么这个人不但无罪,而且可能会博得大众的好感,成为知识分子独立风骨的代名词。是连忏悔这种最起码的方式都很难得,还是因为我们过于迷信忏悔这种姿态?刘冰对其“文革”中被迫或者自愿的部分违心行为做了忏悔,比如“无可奈何,我只好用棍子在谢祖培同志的屁股上打了几下”,率先揭批同事何东昌等等,都表达某种程度的歉意。1978年11月下旬,清华大学党委为刘冰召开平反大会,刘冰发言表达了对党和群众的感谢后,提及“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身处逆境,也有许多错误,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我向同志们作诚恳的检讨,对于过去在政治运动中经我手处理错了的同志,或者不是经我手而处理错了的同志,我都有责任,在这里我向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道歉。”
 
  如果说相对客观地为“文革”中的清华留下一种“说法”是《风雨岁月》最大的价值,那么笔者认为这本书本身,或者是刘冰本人人生的遗憾之处则在于,长期的教育使得刘冰在字里行间依然沉湎于个人崇拜之中,而已经没有能力对导致这段历史悲剧的深层原因进行反思。